前言：杜威的“思维术”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所指的就是“思考”与“读书”。探讨“学”跟“思”的关系，令我想起杜威（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１８５９—１９５２）在１９１０年的着作《思维术》。这本书的影响力很大，胡适主张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显然是来自杜威的影响。胡适在哥伦比亚大学时，即是杜威的学生。
杜威的《思维术》提出了思考的五个步骤，这五个步骤传播很广，在新文化运动之后很长一段时间，许多人们隐约有一种想法，认为应付万事万物，好像只要运用这五个步骤就可以了，不需要什么哲学方法论。关于杜威的思维术相关材料很多，此处不赘。大抵而言，它包括：一、疑难：思想的起点是一种疑难的境地；二、问题：确定疑难之点究竟在什么地方，提出问题；三、假设：假定种种解决疑难的方法；四、推理：把每种假定所含的结果一一想出来，看哪一个假设能解决问题；五、验证：证实这种解决方法使人信用，或证明这种解决方法的谬误，使人不信用。
胡适接触的杜威是在１９１０年前后的阶段，此时的杜威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时思想风貌很不一样，所以二人的思想其实差别很大。杜威有大量的着作，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有变化，胡适所熟悉的杜威只是其中的一段，例如杜威强调社群（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因为在民主自由里社群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适对此较少发挥。杜威来华做过百多场演讲，都被结集成书。他在《思维术》中提出五个步骤，对近代中国影响很大。
“思考”的九个境界
我个人深深同意杜威的“思维术”，但是近年来，在参考各家见解并加上个人的体验后，我总结出以下九个“思考”境界。它们不需按次序出现，能同时发生，并且是可以随时运用来检视思考方法的（在形成“思考九境”的想法时，我受益于梁漱溟１９２８年的演讲《如何成为今天的我》）。
（一）形成问题
即把一件事情或一个现象问题化。探究事物的过程中，能不能形成具有潜值的问题是非常关键的。如果能办得到，其实代表问题已经解决了一半，很多学术论文不好，是因为一开始没有提出好的问题。禅宗大师只要看弟子的问题便能了解其心灵状况，宋明理学中“问”跟“答”也同样重要。在学术史上地位超然的学者大多能在一堆没条理的材料中找出有意义的问题。在我求学时，台湾出现了研读柯林武德（Ｒ．Ｇ．Ｃｏｌｌｉｎｇｗｏｏｄ，１８８９—１９４３）风潮。受此影响，我读了很多他的着作，特别喜欢他的自传，因为那是他在生命结束前对其一生的思想的一次重新整理。他在当中多次提及一个很简单的观念，他称之为“问题”跟“答案”的逻辑。譬如，当一辆汽车在半途故障，我们不能只打开车盖泛泛地看看，这样永远也无法修好它，而是要透过不同的迹象去作初步评估，尝试找出可能是这里出问题，或可能是那里出问题，才能提高修复的可能性。
（二）因为关注，进而形成自己的初步思路
有了问题不去理会也是不行的。要解决便必须关注问题，进而形成自己的初步见解，不管是主见或偏见，这是萌芽的过程，由此才可能向下生根，向上发叶开花。梁漱溟提出：“何谓学问？有主见是学问！遇一个问题到眼前来而茫然的，便是没有学问！”因此在面对问题时必须提出自己初步的看法，才可以向前走。
（三）发现自己不能解释的事情，或发现了事物现象中的矛盾
发现自己不能解释的事情，或在事物现象中发现矛盾，这大约是禅宗所谓的“起疑情”。当发现原来的见解或看法未能正确说出道理，或当中含有矛盾，但不愿意轻信他人时，便要去寻找自己的答案。我个人认为研究学问比较有意思的阶段是在创思、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出现了疑问，出现了与原先约定俗成之见不兼容的疑问时，往往是通往更有意义的发现的时刻，尤其是当发现了表面的矛盾，但再进一步去解释的时候，便认清它们并不是真的矛盾，并寻获一个能解开矛盾的方法时，其实已成功地避免了人云亦云，破除了约定俗成之见。因此，不能解释的事情，又或是你提出的解释跟证据看似有内部矛盾时，其实便构成了思考的契机。
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日本科学家山中伸弥曾指出，就是因为遇到不能解决的困难，令他必须另找方法和出路，所以后来才给他带来可贵的成果。原来日本对基因研究的法律管制十分严格，进行研究时胚胎干细胞就存放在他的实验室附近，却不容许使用。这令他不得不以皮肤细胞组织代替，结果成功找到突破。这说明遇到困境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刺激思考的契机。
（四）为解决疑难、矛盾，故“坐集千古之智”以求理解
为解决疑难、矛盾，将各种见解、资料加以融会贯通。在面对难题时，可运用方以智名言“坐集千古之智”，即必须想尽所有的办法、作不同的尝试，务求找出答案或解决问题的方法。
（五）心虚思密
在思考的过程中怀有虚心的态度是十分重要的，要知道自己的不足，相信别人有一技之长。例如作为领导的，必须把任务委托给合适的人（知道个人力量有限，不可能做所有的事情），并相信下属会把工作做好。此外，相信思考、知识的境界是一层一层螺旋般往上延伸的，所以要不能自满，保持虚心，以求更上一层。
（六）组织、形成线索，以简驭繁
组织、形成线索，然后以简驭繁，这就好像是把散落在一地的铜钱用绳子串起来一样。这方面可以举的例子很多，我总觉得在深入纷繁的表象之后，应得出一些线索，以简驭繁，免得淹没在细节中。我的前辈及同事“中央研究院”石璋如院士，九十多岁时仍孜孜不倦地做学问。其学术专长为殷商考古学，他习惯了随身带着尺子，东量西量的，不断搜集资料。在他弥留时，呼吸已快停了但仍没闭上双目，两位跟随他工作几十年负责考古线描图的同事很了解他，见状便马上跟他说，王（泛森）所长已交托同事为他完成他的那些书，他才安心地闭上双眼。石院士爱用很简单的语句来概括复杂的考古发现，组织起来然后编成口诀。旁人任何时候问他有关殷商考古的东西，他便会先把口诀念一次，然后就很清楚地一一道出当中的细节。石院士的记忆术，令我领悟到思考的另外一个境界，是必须运用组织力构建思路。
（七）运用知识、见解来解决问题
能运用所得知识和见解来解决实际问题。正如上述谈及杜威的《思维术》中的步骤五，也就是实验主义所提倡的“实验”。譬如台湾在执行垃圾费随袋征收后，垃圾量便大幅减少。这最初只是出于一个官员的想法，而在实际应用后有了极大的成效，证实了起初的想法能够成为解决问题的方法。正如在做学问研究时，得出想法后也需要不同形式的论证或测试，才能确定能否站稳阵脚。
（八）综观全局
以上所说的有可能都是局部的思考或分头进行，但到了某个阶段便需要综观全局，把视线拉高，用鸟瞰式的视角去观看点与点之间的关系，即“凌神以御太虚”，或孟子的“观水有术，必观其澜”，意思是在看水的时候，要看它如何从点滴形成波澜，不能只在近距离看一小点，需要宏观其成长、变化。杜甫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便有这方面的意思。
（九）达致“通透”
在思考时要能做到既拘泥又能不拘泥，这是“思考九境”中最后一个境界。龚自珍曾说从事历史研究需要“大出入”，所指的是既要能进入历史的细节，但也要时时出乎其外，不能只在内部的细节中打转和纠缠，否则有可能会得小忘大或走错方向，甚至于在整个情境已经改变时，没有发现这个变化。
我曾在晚清的笔记小说中看到一个故事，在英法联军攻打中国的时候，由恭亲王坐镇被占据的北京，一众大臣商量并议决依据历史上的惯例赔款及割地等，以作为使敌军撤退的交换条件。突然，一位侍御指出说西方人意在商贸，所以或许只需赔钱不用割地，便可以成功要求退兵，大家才恍然大悟，省去了不必要的损失。由于大臣们都拘泥于历史的惯例，所以未能指出其实无须将其应用在要求西人退兵这件事情上。又如现在电动汽车开始流行，那么以前专门研究汽车排气管的学者恐怕也到了研究题目“新陈代谢”的时候了，如果不能理解这个大变化，即使在旧排气管上下再大功夫，恐怕也是徒劳。此事说明思考还得要做到“大出入”，通透贯通，才可以确保之前的假设和思考方向没有出错。
读 书
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思考”与“读书”其实是互通的。过去有不少学者也为自己订立“一生的读书计划”，例如胡适便曾提出“国学必读书目”，但现在已很少见了。然而我认为作为一个现代人，有些基本的书还是要读的，所以读书计划仍是有意义的。现代人惯用网络，但我还是喜欢纸质书。购买书本往往包含了对未来的一个期待，例如预期将来的研究会用得着某些书。
关于“读书”，我想分两个部分来说，首先是文本阅读方面，我将介绍朱子的读书法，接着是一般的态度方面，我将提出几点主张。
为什么要讲朱子读书法？我觉得朱子非常会读书，所以自南宋以来经常有人要整辑他的读书法，如宋代张洪所编的《朱子读书法》、现代钱穆的《学钥》。我个人觉得就文本阅读而言，《朱子语类》中的若干部分真是见道之言，故摘引如下：
书中含藏了宝贵的道理、知识，读书时应该有很多的期待与向往，使得读书的进程像是将包袱解开，或去除遮蔽、让珍宝澄明的过程，故朱子说：“未见得道理时，似数重物包裹在里。”而且读书时要非常专注、集中，看这一段好像不知有另一段，看这本书好像不知道有另一本书存在，朱子说：“看《论语》如无《孟子》，看上章如无下章。”又说：“且如看《大学》，如都不知有他书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穷，逐章反复通看本章血脉，全篇反复通看。”而且看过之后，还要在心中反复玩味、涵泳，“《论语》一日只看一段，大致明白底则看两段。须是专一，自早至夜，虽不读，亦当涵泳，常在胸次，如有一件事未了相似，到晚却把来商量。但一日积一段，日日如此，年岁间自是里面通贯，道理分明”。
朱子认为读书时，不能有先入为主的意见横在心中，应该要敞开心怀看书本要向我们揭示什么，所以他用了许多生动的形容词，说：“皆要放开心胸，令其平易广阔。”又说要“撞着”，书中的知识与我们的心“撞”在一起；要“挨”——我们“挨”在文本旁聆听它要诉说些什么。要“秤”——像是买菜卖菜的人，谨慎小心地秤过每一个字；要反复“讽颂”、要虚心“涵泳”；要“令此道为吾所有”“自有无穷之味”。他又说：“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不敢妄乱添一句闲杂言语，则久之自然有得。”“大凡读书，须先认识他本文是说个什么，须做不曾识他相似，虚心认他自分明后，更看数遍，自然会熟见得分明。”
读书时必须通透深细，字字不放过。他说：“端坐熟读，久之于大字边自有细字迸出来，方是自家见得。”“看文字，正如酷吏之用法深刻，都没人情，直要做到底。”“看文字如此捉贼，须于盗发处，自一文以上赃罪情节都要勘出。”简直要吃透这些文本，所以朱子用了“将此心葬在此书中”“将心贴在书册上”形容这种态度。又说“作焚舟计”“作相别计”，也就是说要吃透整个文本，好像永远不会再见到它，又好像坐小舟登岸之后，立即将小舟焚毁不再回头。
前面集中在个别文本的阅读方面，在此之外他还有许多设想，譬如他认为读史时要观“事情”“事势”“事理”。即研读历史时，不能只停留在个别的史事或文本上，还要进一步把握“事势”“事理”。由“事情”“事势”到“事理”，由小而大、由近而远，循环往复而已。
接着我要根据个人的经验再提出两点。
（一）读书要入于内、出于外；入其细，观其大
记得在我留学期间，有一门课要求学生每周读六至七本指定参考书，班上没有同学可以完成，即使勉强读完，也很快便全忘记了。我的读书报告成绩经常输给一位不怎么用功的同学，后来才发现，这位同学经常先翻书后的索引，找出哪些人物或事情在该书中出现得最多，再回去读书，所以不会没在无边的细节中。当然，我举这个例子（先翻索引）并不是很恰当，我只是想要用它来强调单单专注、沉溺在无边的细节中，每每只能“入其细”而不能“出其外”“观其大”。
（二）带着问题读书
苏东坡有一句名言：“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曾指出读过《史记》很多遍，但每次仍深有所得，这是因为他每次都带着一个问题去阅读它。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的读书生活》一书中便多次提到毛强调苏东坡的读书方法，他本人更提出“不动笔，不读书”，所指的是在读书时必须做标记或节录重点。而曾国藩在他的日记中则说“不终卷，不读书”，意思是指若没有打算把书从头到尾读一遍，便不要开始读。
读书与兴趣
读书要有决心、有效力。东汉军事家曹操的出身不高，自小立志脱离穷困，所以刻苦读书。史书记述他为好好读书“以泥水自蔽”——在屋子四周挖水沟，把自己与外界隔绝起来，以便专心读书。明代张溥把书斋取名为“七录斋”。他勤奋好学，读书必手抄，然后焚毁抄本，如此重复七遍，直至完全掌握内容。他认为没有用手抄一遍等于没有真正读过该书。我也认同在手抄的过程中，更能细味或体会当中的意义。在古代并不容易得到书，木刻板印两三百次便会坏掉，很多人跟随老师除了学习之外，还为了读老师的藏书。
康有为主张“日毕一书”。据说他早年每天早上把裁缝用的小锥子用力刺进线装书，锥子刺到哪一页，当天必定要读至那页，反映他爱读书和自律的精神。孙中山上海的故居放满他的藏书，可见其一生除了革命之外，便是读书。后人把他晚年的藏书编成目录，发现当中有不少关于军事的书本，反映当时他的雄心壮志，透过藏书可以看出他的期望。钱穆曾提出，一本书若没有经过一百年的考验，不要读。年轻的我听了觉得这见解非常荒谬，书应该是愈新愈好，读新书才能吸收最新的知识。到了现在我才明白，经不起时间考验的书，大多只需泛览，未必有需要深入仔细地阅读的价值。作为一个历史工作者，我往往花较多时间去看史料性质的书，脑海里常常会出现一个意念，那就是认为书本中有一个小小的秘密在等着我去发掘。这不单能引起我读书的兴趣，更能在阅读的过程起到鼓舞的作用。这个秘密并不足以致富，也不一定能令你写出一篇了不起的论文，但总包含了有意义、有价值或者是你之前不懂或没有预期能找到的东西。
在现今的数字时代，因为网络的力量实在太大了，获得知识的方式既快又便捷，许多问题的答案或古籍的出处一查就出来了，所以现代人再也不是单纯为了取得资料而读书。我常常强调要分辨“查书”和“读书”，两者是相当不一样的。前者是浏览的、片段式的知识，后者是有重心、有机的深入了解。我常开玩笑说“现代人过的是ＵＳＢ的人生”，即插进电脑大量的东西自动跑出来，但是一旦拔掉ＵＳＢ便什么也没有了。过去仅仅追求博学的理想已经有点不合时宜，现在强调的是在学习的同时，要以创造性的角度去吸收资料、看待知识。我在“中研院”任职时，长时间担任开发各种数字资料库的工作，我几乎每天也在推销电子资料库，但我依然不断提醒使用者，必须弄清自己是在“查书”还是在“读书”。归根究底，“书是要读的”！
“学”“思”“行”
我认为理想的状况应该是“既学又思”，即必须边学习边思考，边思考边学习。正如我开始引述了孔子所言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有“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确实，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注意这五点。
除了“学”与“思”之外，我认为必须加上“行”。我们往往对某些事情有过体验后，才能更深入理解所读的书。我常常跟别人开玩笑说，自己当了接近七年的副院长，我对“副”这个字体会很深，所以若要我写制度史中“副”职的官，我一定能说得比其他人更深入。因此，不单“学”能应用在“行”上，反过来“行”也会回过来改变和影响“学”“思”。也就是“实践”回过头来哺育“思考”与“读书”，使得它的层次与高度能有所不同。
王阳明强调“事上磨炼”“知行合一”，他举过一个例子，他说如果某人想从南方到北京。把两京十三省路程稿本读得烂熟还是不够的，他必须亲自摸索着走一趟，才能顺利到达北京。而且实际走一趟之后，对两京十三省路程稿本的领略也会更鲜活、更生动而深入。王阳明的说法，可能会让读者误以为只要“行”，不必“读”、不必“思”，我则认为他是强调这三者必须合一，只是因一般人只耽溺于“读”与“思”，故他特别强调“行”这一层。
此外，我觉得包括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等书在内，能亲自走一趟书中的路线，必定可以增益对“图考”的深一层了解。
最后我要举一部书为例来结束这个部分的讨论，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我比较集中地研究十七世纪的思想家时，被张履祥的《补农书》所吸引。这是一部如何在极有限的土地与肥料的条件下，尽可能得到最大生产的指导手册，但是如果只从文字上去理解，即使是逐字重抄一次（这是我试着领会实践性书籍的方法），还是雾里看花，终隔一层。
后来我注意到陈恒力的《补农书研究》，这是一部有意思的书，作者是因为想厘清明末清初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证明当时农业集体化的优越性等，重新整理了《补农书》。《补农书研究》是一本非常有意思的书，我觉得它是不停地双向循环，一方面是将传统的典籍、地方志中有关农业的记载与《补农书》中指示的种种作法做比对，一方面陈恒力又与同人一起在浙江嘉兴、桐乡一带做实地调查，并与现实的农业情况进行对照，反馈回《补农书》，逐渐补充、深化。它帮助我了解原先字里行间所来不及完全指示的内容，而且使得原来不甚有生趣的“种田手册”突然在读者眼前亮了起来。
接着我想再举包世臣《齐民四术》为例。包世臣是清代中晚期最有名的经世思想家之一，他说“四术”之中，他只对农事的部分比较有把握，这也是因为他在这方面实践的经验多，体会深。而如今想读懂“四术”中农业有关的部分，恐怕要以《补农书研究》团队的精神实践一遍，才会有更鲜活的体认。
科学界的前辈刘源俊教授说，英文的科学“ｓｃｉｅｎｃｅ”念成中文便是“学验思”，意思是这三者是一体的。“思考”“读书”“实践”三者，像是不停旋转的风，互相喂养、互相哺育，形成一个不间断的循环。
